（一）

今年5月，潇湘晨报融媒体集团启动《长江的孩子》大型融媒体报道，第一站深入长江源头可可西里，探访长江生态变迁中的人与故事。

我们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出发，途经海拔4768米的昆仑山口，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在这里。

1994年，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为追捕盗猎分子英勇牺牲，年仅40岁。

我们下车，向英雄致敬。

出发前，我做了充足准备：完成与采访对象的前期沟通，学习自然地理专业知识，准备冲锋衣、氧气瓶、红景天……可直到我站上这片土地，才发现想得太简单了。

凛冽的山风裹着沙砾扑在身上，我下意识裹紧衣服，可风像刀子一样，试图割开每一处缝隙。刚走了不到50米，我就开始喘不上气。脑子嗡嗡响，耳朵像塞了棉花，周围的声音忽远忽近。

我意识到，脚下这片土地，是英雄长眠的地方，也是人类生存的禁区。

到达索南达杰保护站（以下简称“索站”）后，采访小组在索站接待室住宿吸氧。

（二）

深入可可西里，我理解了什么叫“望山跑死马”。远处的雪山白得发亮，像一幅画挂在眼前。行驶1小时后，雪山与我们的距离似乎一点都没有缩短——无人区里，没有参照物，没有距离感，只有无尽的高山草甸绵延到天边。

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靠着对土地的熟悉和代代相传的生存经验，日复一日地穿行。

从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前往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的路上，我们经历了惊险的一夜。

凌晨，采访车行驶在海拔约4700米的盘山公路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窗外飘起了雪，路面结起一层薄冰。

突然“砰”一声，爆胎了。

采访车没有备胎，我们打电话给小镇修车厂。可信号时断时续，有时说几句就断，有时根本打不通。为了找信号，我们下车举着手机，手指冻得按不准屏幕。好不容易拨通几家，却都得到了同样的回答：镇上没这个型号的轮胎。

幸运的是，我们联系上在另一台采访车上的向导。等他来接我们的这40分钟，是我在可可西里度过的最漫长的40分钟。

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才索加说过：“我们巡山，能不能回来，全是未知的……我才意识到我们不是每次巡山都能回家。”

（三）

这次采访历时半个月，我遇到了许多难忘的人和事。

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我认识了辅警江文朋措。16年来，他坚持利用下班时间捡拾长江源附近的垃圾。

交谈中，他翻出几本日志，上面记录了自己和志愿者团队捡了多少垃圾、救助了多少动物。我以为他是想展示成果，没想到他突然说：“我觉得我给不了这些志愿者什么，我很愧疚。”

我问他图什么。他想了想，喃喃自语：“捡着捡着就16年了。”

我还认识了牧民次成大哥，他曾是一名巡山队员。

采访那天，他从旧衣柜的底层小心翼翼捧出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红白相间运动服。“95年、96年买的，”他抚平褶皱，“巡山时经常穿。”

这件衣服领口已磨得发白，袖口脱线。我问他为什么留着，他说：“那时候有什么就穿什么。这衣服，红的白的，不适合巡山，因为在山里太显眼，犯罪分子一眼就能看到，但没办法，条件太苦。”

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几个穿着各色衣服的巡山队员端着枪追向盗猎者。他们那么渺小，像几面移动的、不太起眼的旗帜。

这就是可可西里第一代守护者的底色：没有迷彩服，没有编制，没有工资，他们唯一的“装备”，是血性。

秋培扎西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执法监督科科长、卓乃湖保护站站长。常年被高原紫外线照射，他的眼睛通红。

采访中，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旧款录音笔。“以前巡山，我习惯带这个。山里情况复杂，万一有什么事，也算是个交代。”

我们都懂“万一有什么事”意味着什么。他的舅舅索南达杰、父亲扎巴多杰，都倒在这片土地上。他从13岁就跟着巡山队进山，追捕、枪战都经历过。这支录音笔，是一个时刻准备牺牲的战士，留给世界的“遗书”。

这片被称为“人类禁区”的土地，从来不缺守护者前赴后继的身影。一代又一代人，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嵌进可可西里的每一寸冻土，融进长江源头的每一缕长风。

我愈发觉得，正是这些琐碎的守护，构成了可可西里最坚实的底色——不是荒原的枯黄，也不是冰雪的纯白，而是守护者血脉里滚烫的中国红，是高原上从未动摇的坚守，是长江源最动人、最厚重的生命原色。

吴雨晴采访沱沱河保护站副站长华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