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株洲市北端株冶生活区的辖域里，有段老旧的公路穿域而过。它北起株冶俱乐部，南至湘黔铁路上的水泥跨线桥，全长不到一华里。然而，它却有个霸气的名字——湘天桥。

据传，湘天桥这地名，并不是地邑传统村落之名，而是湘黔线上那座小小的跨线旱桥，当年它被那些外地的施工者誉为湖南的天桥，故称湘天桥。上世纪50年代，湘天桥曾是株洲经白石港往白马垅、株易路口去长沙、湘潭的唯一汽车路径点。其不远处坡底，还有个从京广线分岔出湘黔线的第一个小火车站，时称清水塘乘降所。

最先的湘天桥不过是一处马路集市，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它便逐步成为了清水塘工业区的生活基地核心。它的周边，先后建起了株冶、株化、湘氮等一批大型企业，还有铁路机务段以及湘安、五公司、二公司等一批基建和设备安装队伍，进而又带动了一批地方建材、化工、纺织企业的诞生。它的成长与东北发现大庆油田而有大庆市，西北有导弹研究而有东风航天城一样，历程相似，仅规模不一。不过，江南的秀美以及地邑农耕文明的发达，使湘天桥的光芒被株洲中心城区所笼罩。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他们对湘天桥的感情，就像过滤的情怀，凝固在青春的岁月中。计划经济时代，湘天桥最为牛气的是当地的剧院、新华书店、邮局和照相馆，其影响力辐射到湘潭的十里冲、湘江边的霞湾以及大冲、报亭、白马垅、荷塘、横塘、长石、铜塘湾、喻家坪等周边地方。要知道那个年代，看场电影（周末除外），买本新书，挂号长途电话，照一张相，此处唯有湘天桥。

湘天桥流行三种口音，但能和谐共处，交流并不困难。一是本地话，这里旧为湘潭县三都区域，其语言以易俗河、马家河口音为基本，乃正宗湘潭话。说“芹菜”为“富菜”；说“辣椒”为“斑椒”；说“什么”为“姨爹”；称“小偷”为“窃牯子”。二是北方话，操北方口音的大都是沈阳、大连、锦州等地来株洲支援工业建设的工人、干部和工程师、技术员，还有一些河北、山东来的南下干部。他们携妻带子，刮起了一股浓烈的京腔风。星期天的上午，他们三三两两来湘天桥买菜，开口一句“白菜一斤多少钱？”字正腔圆，还有点大大咧咧的感觉。“五分钱一把，一斤有多呢。”本地农民总是怯生生的回答，嗓子还总往北方的卷舌音靠。三是塑料普通话，说这类语言的人数最多。他们基本是湖南各地招来的新工人。1957～1959年大跃进，招工进了一大批农民进城当工人，1964年又陆续进了一批城市待业青年，1969年后下乡知青成批进厂。这些人以长沙方言为基调，吊着一口变味的普通话。若是他们三五个老乡一起，叽叽喳喳，热情地交流着什么，湘天桥人一句也不听懂，如平江人、祁东人、宁远人等。他们只有汇集到湘天桥，深藏家乡的口音，艰难地说起变味的普通话，交流才无障碍。至今，这种塑料普通话经几代外地人普及，仍在株洲城市流行，并冠以株洲普通话之名。

依托湘天桥卖菜或做点小生意干一点临时工的乡民，口袋里慢慢有了银子，开始向往精神生活。某日，我曾亲眼见到一个卖完小菜的本地婆婆，在湘天桥照相馆门口放下竹筐，理了理花白的头发，朝柜台内一女士说“同志，照相是在咯里挂号吧？”女士忍俊不禁，连忙很夸张地应答，“是咯里挂号呢！拿了挂号单上楼照片，三天后来取相片子。”

湘天桥的剧院以清水塘命名。那年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硬是半个月人潮如流，灯火不熄，白昼不分。湘天桥周边的大企业都有俱乐部，可以放电影，但只在周末放映。而湘天桥的剧院是盈利性的，白天晚上均有电影，而且新电影优先。就凭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它给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提供了多少来回路上谈情说爱的机遇。

湘天桥的邮局除了收发信件，最显赫的功能在长途电话营业。上世纪70年代，要挂号一个长途电话，除了登记交费，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而且信号微弱。电话亭中通话人的共同特点是脸红脖子粗，声音像吵架。我也曾见到过一个从湘天桥打往东北的长途电话，对方是株洲派往哈尔滨的出差者，是个衡阳人。这边讲了许多，那边只是“嘛解，嘛解”，嘛解是衡阳人说“什么”的意思。气得打电话者连声叫苦“她奶奶的，花了八十块钱，就买了几个蟆拐”。

休息天，清水塘工业区的青年工人流行找老乡、同学聚一聚，聊聊天。也有些单枪匹马招工来的或性格内向的青工，没有同乡同学，怎么办？他们就逛一逛湘天桥，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回到单身宿舍，旁人问：“去看老乡啦？”“是啊，去看老乡了，我的老乡就在湘天桥。”回答总是这样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