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之于篮球，往往代表着飞人乔丹或者詹姆斯；之于足球，让人想到皇马时期的贝克汉姆。但对于株洲义工的发展来说，23则代表株洲义工已经走过的年岁。

　　1991年10月21日，株洲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注册成立，成为株洲第一个注册成立的志愿者协会，“志愿者”走入株洲的年代由此开启。随后一两年，株洲市抗癌协会以及红十字发展促进会相继出现。

　　此后，“志愿者”协会逐步向义工组织升级。2004年，株洲市严格意义上的首家民间义工组织成立，它叫株洲义工社，发起人刘鹏摇当时才24岁。2005年，株洲市首家注册义工组织——株洲晚报义工联合会正式成立，株洲义工组织汇聚星星之火，从此将公益的火种传递到株洲市民生活之中。

　　2011年12月3日，晚报义工带着残疾人一起游株洲 张媛/摄(资料图)

　　株洲环境保护志愿者在街头劝导市民，并举行签名活动保护美好家园

　　2013年3月7日，晚报义工带着孤儿院的孩子去石峰公园踏春

　　参加晚报义工联近乎“疯狂”

　　湘江之水向北奔流，滋润两岸生民，饮此水成长的株洲人，从来不缺乏做公益的热情，却苦于没有组织，长期找不到平台施展。人不吃饭会饿，花不浇水会枯，在株洲义工社和晚报义工联成立之前，株洲市民对于民间公益组织的饥渴，与此相仿。

　　对于9年前晚报义工联成立的源起，秘书长覃英记忆犹新。2005年11月，株洲晚报发出组建义工队伍的倡议，不到两天，她办公室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短短几天之内，两百多个市民打来电话，纷纷表示愿意登记加入。除此之外，还有二十多家单位报名。

　　倡议发出半个月后，注册晚报义工总人数已达1183人，平均每天都有近百人报名。这些人包括政府公务员、媒体工作者、在校学生、教育工作者、医护人员、产业工人，也有私企老板、外来务工人员、退休老人、家庭主妇及其他职业者。覃英说，“当时想到会有人报名，但没有想过会这么疯狂。”

　　株洲义工社的发展同样让人惊叹，不到4年时间，义工社就从最初的8名成员发展到千余人。刘鹏摇说，10年来，义工社在帮困扶病、助学支教、敬老救灾等方面提供的志愿服务都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

　　之所以出现报名参加义工的热潮，和当时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株洲没有公益意识，缺乏公益氛围，甚至还没有‘义工’这个名词。覃英说，“那时做一件好事，跟做坏事一样，都要偷偷摸摸，生怕被人发现，招来不良评论。”

　　周平芳老人有几十年做义工的经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他就开始在株洲2路公交车上义务清洗车厢，志愿打扫神农公园，还多次抓捕小偷，一直坚持多年，一些市民给了她“雷锋妈妈”的称号。当时还是记者的覃英，想报道她的事迹，不料遭到了周围人的质疑，“质疑的人说，那人无缘无故做这些事干嘛，不是有神经病，就是为了出风头。”但覃英坚持采访了周平芳，她发现周平芳其实是个很热情、有爱心的老人。“人们会有这样的怀疑，可能因为那时株洲几乎没有公益观念，因此做公益很容易被人误解。”

　　正如荒漠呼唤的是雨水与绿洲，彼时缺乏公益氛围的株洲渴望的，正是让公益发芽茁壮的义工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株洲义工社与晚报义工联的先后注册成立正好迎合了株洲民间的爱心需求，因此初期就能取得较大发展。

　　迎来政策的春天

　　株洲义工将近50万人

　　在株洲义工社和晚报义工联的影响下，株洲逐渐开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义工组织。在刘鹏摇的记忆中，2007年至2010年的4年，是义工社发展最好的阶段。有次他去白马垅劳教所开展帮教活动，本来只要50名义工，结果来了300多人。

　　株洲晚报义工联执行会长李鸿臻曾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大灾难与国家盛事为民间公益人提供了舞台。

　　但当时除了晚报义工联能够在民政局合法注册，大部分义工组织几乎都戴着“黑户”的帽子，即便是在株洲已经秉有名气的株洲义工社，也很难取得“合法”户口。

　　记者了解到，到民政局注册义工组织协会，一般要有活动资金3万元以上，还要有相关政府单位挂靠等。“按规定，社会团体要登记注册，必须有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部门，并受两个部门共同管理。”刘鹏摇觉得很无奈：“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落户’。但先是找不到可以挂靠的业务主管部门，好不容易找到挂靠单位，又没有专门的办公场地。”

　　许多民间社会公益团体都是自发成立，往往既无主管部门，也无挂靠单位，的确导致了很多公益组织“注册难”。

　　“没有合法身份，经常会有人怀疑你是不是真义工。除了参加过我们活动的，谁会相信你?”株洲志愿者联盟的创始人刘伟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好事反遭质疑，这样尴尬的身份，常常让义工们心酸。

　　株洲市民政局民间组织办副主任祝建军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对于民间团体注册还采用1998年国务院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一条例明显不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需要。

　　2012年，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株洲市对民间组织出台了新规定，在遵循国家条例的基础了，放开了行商、商会，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协会的注册登记，不再需要主管单位。

　　新规定让株洲市民间义工组织纷纷前往登记注册，株洲义工社因此才终于摘掉了“黑户”的帽子，注册并改名为株洲善行义工社，这也迎来了株洲民间义工组织的又一发展高潮。

　　株洲民政局的数据显示，从1991年株洲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注册到2012年，株洲市区只有注册的义工组织10家。但在政策放宽后的2013年，就有9个民间义工组织注册；2014年上半年，同样有9家义工组织注册。一年半18个月，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义工组织注册成立。

　　同时，创全国文明城市的号角吹响更激发了市民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到2012年底，株洲市就已有网络注册志愿者近48万，志愿服务组织700个。

　　公益是对别人的帮助

　　也是对自己的磨砺

　　2011年，周平芳牵头组建了株洲雷锋团志愿者协会。而就在不久前，周平芳给市长热线12345打了一个电话，在通话中，她希望政府对民间公益组织给予更大的帮助。

　　作为约束性不强的组织，株洲义工协会普遍面临活动资金匮乏，义工激情减退、管理困难等诸多困境，这也成为近年制约株洲义工组织发展的一大问题。

　　而普遍缺乏造血功能，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资金缺乏几乎称为株洲义工组织共同面临的难题。因此，和周平芳一样，要求政府“伸手”引导和支持社会公益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

　　刘鹏摇称，相比以前，政府对义工的扶持力度在加大，民政部门、市红十字会、共青团市委等在工作上均给予我们指导帮助。而就在3天前，刘鹏摇终于从共青团市委处获批了两间办公室，终于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

　　“但我们还是希望政府给予的支持更直接一些。”刘鹏摇说，所谓的直接，指的就是资金上的帮助。

　　当前，株洲义工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企业捐助或者社会募捐、会员捐款。即便能从一定的渠道获取了一些单位或者企业的支持，但这些资金并不能用在协会本身的管理上，一个数百人的义工组织协会，想做好管理就要花钱，但是这些钱又能从何处来呢?

　　覃英告诉记者，晚报义工联举行公益活动时，义工戴的帽子、穿的马甲，宣传横幅等费用，都要协会内部去承担，募集到的公益资金不能用在这些上面，每年《株洲晚报》用于维持晚报义工联的内部管理费用都要几万元。

　　早在几年前，株洲义工社就尝试过自己出钱租用办公场地，并制定了一整套内部管理机制。不过，由于资金原因，维持了几个月后，工作室最终只能退出。“义工社没有任何工作经费，平时组织活动，喝口水、吃个盒饭都是义工自己掏钱。”刘鹏摇说，2011年，义工社还聘过一名专职人员负责社团的内部管理工作，但坚持不到1年，因缺钱最终也没维持下去。

　　记者查阅《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发现，民间团体必须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但因资金问题，株洲民间义工组织几乎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据周平芳介绍，株洲雷锋团和大多数义工组织不一样，“我们几乎不在社会上进行募捐，也不会和商家进行合作筹集资金。做公益活动时，就向会员募集一次资金，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会员，就会捐助部分资金。”

　　晚报义工联的一份内部调查资料显示，参与民间公益组织的义工，基本上以中低收入为主。从长远看，义工做好事，付出时间和精力不说，还得倒贴钱，一次两次可以，但一个团队要想持续发展，没资金绝对不行。

　　如今，年已74岁的周平芳每天都要省吃俭用，平时还要去街上捡些破烂，作为株洲雷锋团的公益资金。

　　2011年12月3日，晚报义工带着残疾人一起游株洲，图为帮助残疾人上公交车。

　　株洲环境保护志愿者在街头劝导市民

　　义工组织也会遭遇“爱心疲劳”

　　刘鹏摇告诉记者，一个普通人从事义工一般有三个出发点：一个是人性本善，一旦自身的生活得到了保障，有些人就会想去帮助其他人；其次是为了体验义工生活，从帮助他人中获取自我快乐和社会存在感。还有就是通过义工活动认识更多的人，让自己的事业更广阔。

　　株洲爱心义工组织的李燕(化名)告诉记者，她刚开始加入义工，只是因为在家比较无聊。参加几次后对义工活动没有新鲜感，就很少再参与。

　　义工会员数量和核心成员数量存在巨大差距，这也是株洲义工组织普遍存在的现象。

　　株洲义工社最高峰时，有1800多人。而今，刘鹏摇的团队已基本不再吸纳新的义工，社里只保持1000名义工，经常参加活动的约为200来人。

　　“除去活动本身，策划、宣传、人员安排，以及团队内部的管理等，均需要大量成员参与，但大部分义工往往只热心于参加活动，对幕后的工作缺乏耐心。”刘鹏摇感叹，能把活跃的那部分义工管理好，就实属不易了。“一些会员长时间不参加活动，我们一度对他们进行劝退组织。”

　　记者了解到，株洲几乎每个义工组织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会员人数看起来庞大，但是经常参加公益活动的并不多。

　　多年前，株洲义工社在石峰大桥桥头种植的小树如今已郁郁葱葱。不过，现在这种针对一些特定节日而开展的常规活动，已很难调动义工的积极性。刘鹏摇说，组织义工义务植树的活动已经停了两三年，刘鹏摇把这种“全面收缩”称为爱心疲劳。他说，没有常态的内部管理机制，对义工进退、奖罚和服务时间缺乏考核，“做久了，大家都会疲。”

　　在晚报义工联副秘书长李珏舟看来，株洲义工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义工活动必须有创新，才能发展壮大。“类似带礼品去敬老院、福利院、学校看望的公益行为，是义工活动最原始的状态，已经很难取得发展。

　　株洲公益也将从“新”出发

　　2004年7月以前，义工的概念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到我国的香港和深圳等发达地区，在株洲还是空白。2005年，由于工作原因，贺建军从深圳总公司调到株洲分公司。在深圳一直做公益的他，发现当时株洲的义工服务可谓一片荒漠。株洲晚报义工联当年成立，贺建军立即加入，并带去许多在深圳做义工时积累起来的管理理念。如今，贺建军因已很少出现在株洲义工的舞台，但株洲义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有着深圳义工发展模式的影子。

　　为了借鉴义工管理的经验，2012年3月，刘鹏摇带领义工社5名理事前往深圳宝安区义工联“取经”。 5名理事之一的谭志勇回忆，深圳之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新安街道义工联偌大的工作场地，“深圳政府出钱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已相当成熟，义工工作室全由政府出资建成。”

　　刘鹏摇的思路很清晰，株洲市义工社必须引进“公益项目”，将项目管理的手段和技术引入公益活动中。

　　经过多年的摸索，晚报义工联的李珏舟还走出了一些独特的道路，他的尝试也更加具有魄力，在他看来，株洲义工组织的发展方向必须做项目，做品牌。

　　李珏舟举例说，今年7月，晚报义工联在城塘小学走访时，发现学校的许多风扇已经坏了，如果夏天风扇不转，教室就是个蒸笼，影响学生上课。经过具体策划，晚报义工联发起了“湘江爱心团”活动，把爱心需求商品化，再通过网络平台售卖，然后利用微博、微信等宣传，以此吸引市民网友进行购买捐助。

　　这是一种把爱心商品分块处理，吸引更多爱心市民参与的方式，可让公益行为变得更广泛和便捷。“我们经过统计，更换这批坏的吊扇大约要2万元，就在网上发布了吊扇这个商品，并把上千元的吊扇分成多份，每份一百元，让爱心市民网友以团购的形式购买，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募集到了所需资金。”李珏舟介绍说。

　　在李珏舟看来，晚报义工联已把“徒步湘江”、“萤火虫公益助学行动”等项目打造成品牌，这些项目在株洲市民中具有很大影响力，因此能存在更长的时间，取得更大的效果。(株洲晚报)